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今日举行，主题聚焦“国内国际双循环和西部新机遇”。
陈元、蔡鄂生、黄奇帆、李若谷、张晓慧等顶尖学者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见解，提高收入改善分配成为“关键词”。
陈元：改善分配、完善社保
让人民群众有钱可花、有钱敢花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在致辞中对“双循环”作出深刻剖析。他指出：双循环的主体是国内大循环，但在这方面，国内市场和制度环境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技术、资本、土地、数据各方面，都面临不畅通的问题。技术方面，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生产、再到现实应用的渠道不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资本方面，金融市场的利率、汇率等基础价格的形成机制仍然有待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有待提高。土地方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限、城市中实行招拍挂制度引致严重社会问题，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割裂。我一直强调，土地具有社会和资本属性。解决好土地资本化及土地股权融资问题，可以将历史积攒的财富向产业链高端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延伸，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腾飞。数据方面，存在数据资源分散、标准不统一、安全保障不足，以及国际规则制定能力不强等问题。
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既要靠自身努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打开大门，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内循环支撑外循环，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陈元认为，需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充分挖掘国内需求潜力，增强国内供给能力，提升内循环的效率和顺畅程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有层次的、多元化的，这是内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善分配结构，降低不必要的税收负担，提高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让人民群众有钱可花。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社保支出，发展市场化的保险行业，让人民群众有钱敢花。大力发展新经济，用新技术赋能产业链，提升产业链水平。打破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行业的准入壁垒，改革监管思路和监管模式，提高服务行业的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
另一方面，坚定推进对外开放，以金融开放为重要着力点，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闭关锁国，可以通过鼓励外资和境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增加国内金融领域的竞争水平。还需不断优化金融监管制度，提高监管能力，在金融开放中寻求开放与安全的平衡点。
蔡鄂生：金融支持“双循环”
要减轻制约居民消费的负担
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蔡鄂生表示，要在消费环节减轻制约居民消费的金融负担，尤其是养老和住房负担：要培育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养老保险覆盖面，增强养老保障能力，缓解居民的后顾之忧。坚持“房住不炒”的长期定位，重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居民消费的持续挤出效应。适当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意义上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意消费。
此外，还要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数字技术在降低信息不对称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对于传统金融机构难以覆盖的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数字金融为解决普惠金融发展中的“获客难”、“融资难”提供了新的路径，提高了居民对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要在这个方向持续努力。
黄奇帆：坚定不移建设“一带一路”
就是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从“双循环”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之间的战略关系角度发表演讲。他指出：国内国际的双循环既涉及到商品的生产、分配、消费、流通之间的循环通畅，也涉及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流动、优化配置的循环畅通。“双循环”是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要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一带一路”的建设深刻体现了双循环的这种特征内涵。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也正是通过搭建“一带一路”合作平台与沿线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并在市场层面上形成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已经开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坚定不移的做好“一带一路”建设，就是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李若谷：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
4倍左右，实现“内循环”会更容易
CF40常务理事、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就实现“双循环”犀利发问：要扩大内需，形成内循环为主，有一个基本问题是不是要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国人口是欧美的4倍，要达到发达国家消费占GDP总量中的比例，中国人均消费水平达到欧美的1/4就可以实现。粗略估计，美国人均消费约为4万多美元一年，欧洲是3至4万美元，即20至30万人民币之间，除以4就是6万人民币左右。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约为3万多人民币，城镇略高约为4万多，农村只有1.6万多。未来人均收入水平要比现在提高4倍，也就是城镇要达到12万至13万，农村要达到6万至7万。达到这个目标，实现内循环可能就会更容易一些。
张晓慧：警惕房地产作为
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倾向
金融如何服务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CF40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就此提出十点建议。在谈到房地产金融风险时，她强调，要警惕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倾向。
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倾向仍然存在。中国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占GDP比例已达70%—8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行业。其实早在疫情之前中国房地产行业就已经显现过度繁荣的迹象，201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3%，地区之间的价格和供需也出现了严重失调，更重要的是金融资源过度集中在房地产相关行业造成了经济扭曲，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十分显著。
从今年前七个月的经济数据看，房地产开发投资依然具有较强的韧性，率先实现了3.4%的正增长，这无疑有助于中国经济的企稳修复。但与此同时，某些热点城市的房价在疫情冲击下仍出现快速上涨，并存在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楼市的现象，这些既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会扩大金融行业的风险敞口，并对内需的恢复，尤其是对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中最具生产性的部分——制造业投资带来负面影响。
下午，本届论坛举行了两场专题讨论，主题分别为“金融开放与西部发展机遇”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与国内大循环”。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话题相通，都与中小金融机构监管和发展有关，观点也比较一致，总结为以下几点：
1，为什么说他们谈的是当下最重要的金融改革呢？
在资本市场重大改革以前，金融委多次会议都研究资本市场改革问题，因此预判资本市场将有重大改革出台。后来科创板横空出世，创业板注册制现在正在推进，未来还将推动长钱入市。
从去年8月份第8次金融委会议首次谈到中小银行的改革以来，已经连续在第9、10、14、25次会议涉及这个议题，这是连续5次公开议题的会议，可见，中小银行改革是今年和未来一段时期金融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
2，基层金融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
对于地方来说，把地方的小的信用社都合并，成为一个大的农村商业银行，甚至全省就一家农商行。有些地方是继续保持地方分支机构的法人地位，省行参股，有些地方直接取消下面的法人地位，就剩省法人。
孙司会上说：我们国家不缺大银行。这次信用社改革一定要保持农村信用社和县级农商行法人地位的稳定。
孙司指出，一些合并后的农商行，在县域的分支机构在当地的存贷比甚至比国有大行在当地分支机构的存贷比还要低。为此，国家出了很多政策，支持县域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主要要用于本地的放贷。
王司讲到，我们农业占GDP不到9%，我们涉农的贷款40%多，再这样奖补下去，所有信贷都姓农了，后来我把它给取消了”。但这并不代表他不支持发展县域金融，他认为基层金融问题首先要解决供给的问题，先必须要有机构。他认为基层金融是要增加基层金融供给的。
资金从县域流向省会城市，要放在城镇化工业化大背景下看，可能所有要素，劳动力等都要向一些城市或区域集中。但需要反思的是，资金跑得太快，往大城市的房地产集中，是人为拔苗助长，自然而然生长的城市化没那么快。
3，中小金融机构应当怎么做？
王司指出，中小金融机构在经营中要注意三个小问题：一个是属地经营的问题，一个是客户的问题，再是公司治理的问题。他告诫地方金融机构：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心怀天下，在心怀天下之前，先心怀家乡。他说，过去二十多年，几轮金融的周期，上上下下都积累很好的经验，也积累了一些心酸，一些惨痛的教训。他告诫银行：不要想到漂洋过海，更要在家里了解你的客户。
4，风险处置的几点建议
王司指出，风险处置是这轮中小银行改革的面对的难点问题。中小银行发展到现在，又积累了一圈风险。国务院常务会，2000亿专项再贷款解决地方中小银行的风险问题。这种注资的安排变成轮回，我们每次给领导报都说是最后的晚餐，但还要反复吃。
孙司介绍了央行金稳局做了十年的对县域机构的评估，定量和定性结合，设计不到100个指标，对包括县域法人机构和大行在县域的分支机构进行打分，最后分为4类，最低档D类一般不到10家。他称今年上半年的评估发现，西部地区的中小银行风险要更严重一些：
西部地区高风险中小银行占比、西部中小银行高风险资产占比，都比全国水平高4个百分点。
孙司特别强调，地方政府一定要拿出真金白银，不能只向中央要。他还提了几点建议：第一，一定集中有限的资源，攻克重点风险，不能撒胡椒面，不能避重就轻。第二，化解风险过程中，老股东必须承担责任，老股东出局，股权清零。第三，一定要完善公司治理。坏股东掏空商业银行，200年前就在发生，银行成为股东商业帝国的提款机。200年之后，咱们是不是要把这个错误再犯一遍，还是我们能吸取这个教训？第四，要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地方政府是负有属地责任的。资本充足率不掌握，关联交易没有去查，异地贷款也不掌握，这如何监管？
对于公司治理问题，王司表示，股东给你投钱，要求回报，这是应该的。不应该的是什么，你用借来的信托、理财，给到银行，还要高回报。更不应该的是，你当股东，去银行借更多钱，用关联交易，去投资其他银行。这就带出了一连串的风险。如果这样做的话，公司治理也谈不上了。有这种股东，离翻船也就不远了。这种故事太多，不想多说。
5，金融生态差，钱是留不住的
孙司在下午的演讲中说道，尤其是大行在地方的支行，地方存贷比低于20%，10%，地方领导很愤怒，你只在我这里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你们得想想办法。地方的同志要关注这一点，地方的金融生态太差的，钱是留不住的，不光贷款不来，存款也走掉。十年前在发生，现在也在发生，县，市，甚至个别在省在省一级阶段性也在发生。
孙司指出，有些大行在地方的金融机构，在当地的存贷比低于5%，但是也不一定不合格。因为当地的金融生态非常差，所以最后评估出来，这家机构也是能过关的。不能光看对县域、对地市，投放了多少贷款，也要看提升的金融服务。更要改善金融生态。大家都讲诚信了，钱才能流进来。
6，融资担保的问题
这个问题与财政密切相关。王司讲到，因为过去民营的、市场化机构做融资担保都做得不太好，包括在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于是政府拾遗补缺，去搞融资担保体系，服务中小企业，现在各地都做，中央成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筹661亿真金白银，财政一次性出300亿，据他了解是全世界最大的融资担保基金。
经营上就不要追求高利润，国际上叫可持续经营，勉勉强强能不亏不赚，能过下去就行。
他提出几个要求：第一，担保利率1%以下。今年疫情，政府性的0.5%以下，中央的融资担保不收费。第二，既然政府出资，就是信用贷款。他称，全国各级财政现在有8000多亿来做这个事，放大五倍就是4万亿了，放大十倍就是8万亿了。解决5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问题，应该能够解决了。
